文/Bradley Winterton

近年來NSO國家交響樂團已經成為台灣首屈一指的交響樂團。這種音樂形式並非源自於亞洲，但自從20世紀中期之後，古典音樂已經逐漸佔有一席之地，且在數個核心區，尤其是日本、韓國、台灣與大陸某些城市，實力的成長是有目共睹。

這是所謂「現代化」過程中的一部份。日本在19世紀的後半期開始帶頭進行現代化，而其他的政治實體也紛紛起而效尤。透過工業化、都市化、將婦女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及積極採用先進科技與新式設備以造福各個社會階層，所謂的現代化其實是指西化，也就是仿效所謂的先進歐美社會。日本在台的殖民時代正好是歐式風格、西方古典音樂以及許多其他的西方事物大受歡迎的時期，眾人無不積極仿效追求。

然而，這個過程日後的發展卻是當初那些領導者所料想不到的。在新領域中受訓的年輕人開始憑藉自身的能力更發揮了天賦發光發熱。經過數個世代，古典音樂已經不再是外來的音樂種類，反而成為一種最精緻的在地音樂類型，更是風靡全球的藝術形式。

50年代崛起的音樂家如中國大陸的傅聰等，讓國際愛樂人士驚喜不已。郎朗與李雲迪追隨傅聰的腳步，屢獲國際大獎並開始了明星生涯。日本與韓國也有同等級的音樂菁英人才。台灣的人口比起中國、日本與韓國都要少得多，但是也培養出了林昭亮與胡乃元等大師，還有為數不少的大眾較不熟悉的其他演奏家，也都在國外追求輝煌的事業成就。

這些傑出的音樂家僅僅只是冰山的一角，才華洋溢的音樂家需要老師、同儕、定期表演與支持運作系統，才能夠擁有今日的成就，相較於亞洲其他地區，台灣在這方面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擁有非凡的表現。

亞洲青年管絃樂團總監龐信(Richard Pontzious)指出，每年台灣派出的候選人都比亞洲其他國家來得強，台灣候選人天賦更佳、訓練更紮實，而且人數更多，儘管台灣的2300萬人口比起日本的1億2700萬人要少得多，但在龐信帶領的亞洲菁英青年中，日本的表現僅次於台灣。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天資的關係，但也一定與台灣的小學、中學到大學等各階層當中，廣泛又完善的音樂教育有關。

台灣各樂團（NSO是當中的佼佼者）自然便受惠於這種狀況。令人吃驚的是，NSO幾乎全部由本土的音樂家所組成，相較之下，某些東南亞樂團的成員幾乎都是外籍音樂家。此外，NSO成員的平均年齡在40歲以下，讓樂團洋溢著年輕的朝氣，是歐美樂團無法望其項背的。比起年輕化更不尋常的是，NSO的成員有大約60%是女性。至於這點是否影響了其基本調性與風格，要留待聽眾來決定，但這確實是非常驚人的現象。

理所當然地，NSO在台北的駐紮地就位在富麗堂皇的國家音樂廳。國家音樂廳是一座華麗的中式建築，其明代風格的屋頂由巨大的深紅樑柱支持著。NSO的行政辦公室與練習室就位於這座典麗矞皇的建築中，而且樂團大多數的音樂會及其「半舞台式」歌劇都在這間雄偉又舒適的音樂廳裡演出，此外還有一間較小型的獨奏廳。國家音樂廳位於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側翼，對面就是同樣宏偉的國家戲劇院，中間是巨大的藍白色調的民主紀念館。三座雄偉的建築物、方正的花園與開闊的中央空地，使得這整體的建築成為台北與台灣的象徵與舉辦典禮的理想場地。

進入千禧年後，NSO開始獲得各界肯定。2001年本土青年指揮家簡文彬獲聘為音樂總監，在他六年的任期中，台灣愛樂原有的實力不但更為堅強，而且還繼續發展擴張。他於2007年夏天卸任後，無疑地，NS已經成為了台灣最棒的樂團，而且備受國際讚賞。

首先是歌劇，過去二十餘年大部分的西方歌劇都是由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出（中國戲曲與歌仔戲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其演出的團體眾多，但是頂多只需要六位樂手伴奏）。2003年初，簡文彬與NSO演出了浦契尼的《托斯卡》(Tosca)，但演出地點並非是預期中的國家戲劇院，而是在所屬的國家音樂廳以「半舞台式 (semi-staged)」的音樂會的形式演出。《托斯卡》的導演是享譽國際的舞蹈家林懷民，他帶領的雲門舞集儼然就是台灣的國家舞團。

《托斯卡》的演出極為成功，從此簡文彬與台灣愛樂便展開了一連串的「半舞台式」音樂會的歌劇演出。《托斯卡》成功吸引聽眾之後，接下來的曲目都是西方歌劇中地位崇高的經典名作，包括亞洲首演的《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浮士德的天譴》(La damnation de Faust)、《唐‧喬望尼》(Don Giovanni)、《女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法斯塔夫》(Falstaff)，以及《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這些劇目經過刻意設計，目的是要將世界著名歌劇介紹給台灣觀眾，其中許多齣都是台灣的首演。

其中幾齣歌劇的領銜獨唱由國外邀請而來，然而《唐‧喬望尼》、《女人皆如此》與《費加洛婚禮》這三齣莫札特/達蓬特(Da Ponte)的歌劇，全由台灣歌手擔綱演出，。此外，簡文彬還特地邀請古典音樂圈外的人士指導所有歌劇的演出。表演工作坊的賴聲川是這三齣莫札特/達蓬特的導演，本土電影與劇場導演鴻鴻擔綱指導《浮士德的天譴》，而《諾瑪》(Norma)的導演則是新銳劇場導演黎煥雄。任用本土導演為這一串的演出增添了新鮮感，吸引了原本對歌劇不感興趣的觀眾。

這一連串的冒險活動在2006年九月達到高潮，當時NSO連續兩個週末以「半舞台」音樂會的形式，演出了華格納的《尼貝龍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尼》劇演出的困難度可說是西方歌劇中的聖母峰。此次《尼》劇的四部聯篇歌劇幾乎由亞洲歌手與樂手擔綱演出，相較之下，前一年在北京演出的《尼》劇則是從德國原封不動地移植過去。《尼》劇中吃重的主要演員是由六位外籍獨唱家擔任，除此外其他的獨唱部分則是由台灣歌手來負責，其中還有一些人甚至演出了四個角色。NSO練習了五個月之後，幾乎場場爆滿的演出帶領觀眾領略一場華麗且永誌難忘的歌劇體驗。

繼精彩絕倫的《尼貝龍指環》後，NS該何去何從？答案是「尚有眾多嘗試待做」，因為還有許多歌劇仍未在台灣上演過。之後，簡文彬力邀德國萊茵歌劇院(Deutsche Oper am Rhein)來台與NSO合作演出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玫瑰騎士》( Der Rosenkavalier)。《玫瑰騎士》在2007年的六月底與七月初上演，之後簡文彬便卸下職位，然而他仍擔任NSO的首席客座指揮。

NSO的主要特質為何？我認為是優雅與精準的結合，而且需要時還能在熱情流暢的樂聲中展現力道之美。目前旅居於德國的台籍名指揮家呂紹嘉向我如此描述：「NSO有一種『靈活』的特質，所以指揮時就像駕駛一輛極度靈活的跑車般心曠神怡。傳統的東方教育要求學生必須對老師的教導照單全收，這就是為何台灣人或其他亞洲人在初次見面時常看似冷漠，換句話說，台灣的文化並不鼓勵太過開放地表達個人情感，所以樂團的演出常常不是以個人情感作為基礎，但是投入更多的情感卻是值得鼓勵的。」但是當我將這點告知一名NSO的團員時，他卻笑著說練習的時候可能是這樣，但是在實際演出時，呂紹嘉也常有某些驚人之舉。

NSO的成員演出時總是全力以赴，毫不保留。2007年九月在練習柴科夫斯基的 第一號鋼琴協奏曲時，呂紹嘉告訴樂團，他們應該讓首演有「皇帝親臨」之感，而在門票全數售罄的音樂會當中，樂團確實就達到了那種效果。NSO在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第四號交響曲時，表現更上一層樓，他們喚起我對台灣高山的記憶，想像那雲霧繚繞但頓時又陽光普照的山頭，寂靜又莊嚴地獨享華麗的美感。

前述的音樂會屬於NSO2007-2008年度的「發現柴可夫斯基系列」的首演。近幾年來NSO不斷將大作曲家的全本管絃樂作品搬上舞台，例如貝多芬的交響曲與鋼琴協奏曲、馬勒(Mahler)、蕭斯塔可維奇 (Shostakovich)與理查史特勞斯。這些發現系列大大擴展了台灣愛樂的技巧與經驗，而且也將許多原本鮮為人知的大師作品推廣給大眾。「發現柴可夫斯基系列」的售票狀況很理想，雖然馬勒與蕭斯塔可維奇系列卻並非全然如此，但是前往聆聽的愛樂者是絕對不會失望的。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歌劇演出中，在NSO演出「半舞台」音樂會式的歌劇系列之前，一般社會大眾都只聽過浦契尼、莫札特與威爾第(Verdi)較出名的歌劇作品。然而台灣愛樂推出了華格納、貝里尼(Bellini)、白遼士(Berlioz)與理查史特勞斯的大作，讓台灣民眾得以欣賞到更多的作品，而且也讓本土樂手與獨唱者有更棒的演出經驗。

若把NSO的演出與亞洲其他的地區相比，就能清楚知道該樂團的成績斐然。馬勒與蕭斯塔可維奇的完整系列作品在歐洲或許頗常見，但是在亞洲卻是絕無僅有。東京可能演出同等重要但知名度稍低的系列作品，然而要在亞洲其他地方有這類的演出安排，卻是相當不可思議的。台灣誠然是華格納《指環》在地製作演出的第一個亞洲國家，但同時也是第一個將上述重要的交響樂曲搬上舞台的亞洲國家。

讓我再度引用呂紹嘉的話：「數百年來，交響樂已經是歐洲文化的一部份，但是亞洲並非如此。歐洲的運作系統已經行之有年，但是在這裡卻必須從頭開始建立。」這就要從音樂教育、基本資金、觀眾教育與樂團經驗做起。

總而言之，因為台灣在亞洲的古典樂表現傑出，而且NSO毫無疑問地是台灣最佳的樂團，所以我們可以推斷，NSO即可能榮登亞洲最佳樂團的寶座。當然，這樣的結論令人驚嘆，但是從亞洲目前的音樂現況以及NSO的輝煌經驗與紀錄來考量，這樣的結論並不會出人意表的。

撰術人│溫特頓(Bradley Wintarton)是居住於台灣的自由撰稿人，他的文章經常刊登於英國的財經時報、Opera、南華早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以及台北Taipei Time 等。他雖然對亞洲發展較慢的地區心嚮往之，但是仍然將台北視作永遠的家。